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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IG法本，也就至少部分了解了德國化學工業乃至德國工業強大的秘密

如果說美國是全球信息產業的搖籃，那么德國就是世界化學工業的先鋒。盡管來自美國的杜邦公司(NYSE:DD)率先推出尼龍，也曾引發全世界再難超越的瘋狂追捧。但自19世紀后期以來，只有德國能在這一領域長時間地表現出其近乎完美的一面。

在德國的創新體系中，化學工業同樣長期發揮著主導作用。迄今為止，有29名德國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化學獎。德國研發總支出中的9%來自化學工業，全德國一半的化工企業都在向國外銷售產品，而80%的德國化工企業能保證每3年向市場提供至少1個創新產品。

化學工業推動其它行業發展的巨大能力，使其成為德國最強勁的投資領域。陶氏公司(NYSE:DOW)對哈勒-萊比錫-比特費爾德“化學三角區”的投資，是德國統一后最大的單一投資項目，而這些“位于德國中心的工廠是陶氏網絡中最安全、最現代化、最高效的一批”。

在德國化學工業從卓爾不群到基業長青的過程中，最亮麗的一抹色彩無疑屬于IG法本公司(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染料工業利益集團)。在今天全球最大的5家化工企業中，排名第一的巴斯夫(XE:BAS)、第三的赫斯特和第四的拜耳(XE:BAY)都曾屬于這家企業。

盡管因為二戰的存在，IG法本公司遙遠得如同來自史前文明，但它確曾長期被視為德國化學工業的代名詞。它見證了納粹帝國的崛起和輝煌，又親歷了帝國的沒落和衰亡。戰后盟軍各國對該公司及其領導人的審判，成為盟軍對德國“四化”(非納粹化、非軍事化、非工業化和民主化)改造的真實寫照，也對后世化學工業的全球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更多人而言，了解IG法本公司，也許正是全面了解德國工業的出發點。

集中化的高潮

IG法本公司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那一年，3家德國化工巨頭宣布開展合作，這3家公司分別是阿克發(Agfa)、巴斯夫(BASF)和拜耳(Bayer)。

3家公司均非泛泛之輩。阿克發是全球成像技術的先驅，在很長一段時間，只有美國的柯達和日本的富士才能與之齊名;巴斯夫則開創了全新的印染行業，它還在1885年成為首批進入中國的西方企業之一，電視劇《大染坊》中的陳壽亭就曾因使用德國工藝而自得;拜耳無疑更加著名，它于1899年獲得的阿司匹林堪稱歷史上使用范圍最廣、知名度最高的醫藥品牌。

一戰期間，為了加強對化學工業的軍事指導，德國政府又授意另外5家利用煤焦油制造合成染料的公司加入了這一利益集團，它們分別是卡塞拉(Cassella)、格里斯海姆(Griesheim)、韋勒(Weiler)、赫斯特(Hoechst)和卡勒(Kalle)。也是在一戰期間，IG法本公司旗下的卡爾·博施和弗里茨·哈伯發明了利用氮氣制造氨的方法，從而為大規模生產硝酸鉀奠定了基礎。

1925年8月，在博施的提議下，8家公司正式組成了IG法本公司，博施成為公司首任董事會主席。這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工業樂章，其震撼程度遠遠超過了1年后另一次里程碑似的偉大合并：1926年，戴姆勒公司與奔馳公司合并成為當時德國最大的汽車工業集團。

IG法本公司一成立就震撼全球，其資本總額高達11億馬克，員工總數也超過了10萬。而隨著這個壟斷組織從卡特爾變為康采恩，德國化學工業數十年的集中化進程也終告結束。

信息共享的價值，隨著合并的完成迅速顯現出來。成立僅1年后，IG法本公司就成功開發出從煤中提取氫化物生產汽油的技術;1930年，IG法本公司又生產出世界首例合成橡膠(26730,785.00,3.03%)產品。1926年，IG法本公司在萊比錫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合成燃料工廠;僅僅4年后，IG法本公司就已經在全世界的93個國家建立了超過500家分公司。

同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德國企業一樣，IG法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納粹漩渦之中。1933年，IG法本公司向納粹黨提供了總額30萬馬克的競選資金，這占到當年納粹黨所獲全部競選經費的十分之一。而IG法本公司隨后跌宕起伏的20年，也因為這30萬馬克拉開帷幕。

希特勒的選擇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這世界上或許將少了一段慘痛的血淚史，而多了一位英雄。那時，他幾乎贏得了世界。猶太裔探險家斯文·海汀曾對其贊譽有加：“在短短4年內將人民從最底層提高到自我覺醒，值得尊敬。”

1933年，初掌大權的希特勒意識到傳統經濟學家們對此次危機的成因和對策知之甚少，他與幾乎同時登上歷史舞臺的羅斯福走上了異曲同工的改革之路：他們蔑視傳統，注重生產，并加大了針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更重要的是，他繼承并加速了德國工業的集中化進程。到1939年，6大壟斷組織(赫爾曼·戈林、克虜伯、聯合鋼鐵公司、IG法本公司、西門子(微博)和電氣總公司)擁有員工230萬，占德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1/3。盡管經歷了隨后慘烈的戰火，但這依然奠定了德國工業優勢部門強大的基礎。

“希特勒預見到了現代經濟政策。”經濟學家加爾布萊斯曾這樣評論，“他認識到，只有同時控制工資和價格才能迅速制造就業。一個受經濟恐懼壓制已久的國家，必然會熱烈響應希特勒的號召，就像美國之于羅斯福。”

但希特勒深知，現存版圖根本無法幫助德國實現自足。作為應對之道，他做出了兩個選擇：對外出兵和發展合成技術。前者成為20世紀最慘痛歷史以及第三帝國崩盤的序曲，后者則為德國乃至全球化工行業的發展吹響了沖鋒的號角。其中最大受益者，是IG法本。

“史前怪獸”的盛衰

戰火中IG法本公司大量生產的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膠，使德國沖破了資源瓶頸。此外，德軍100%的甲醇和潤滑油、80%的炸藥、70%的黑火藥和35%的硫酸也都出自IG法本公司。這時的IG法本公司幾乎成了盟軍的心腹之患，在1943年的1份報告中，美國參議院曾這樣評價IG法本公司，“如果沒有IG法本公司，就不會有希特勒的戰爭”。

納粹鐵蹄成為IG法本公司步入輝煌的先鋒：德軍每攻下一個地區，IG法本公司就會將那里的化工廠據為己有。戰爭初期德軍的節節勝利，令IG法本大發橫財：1932年，公司的全部收益還只有4800萬馬克;但到了1943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了驚人的8.22億馬克。

1942年，IG法本利用其與黨衛軍的特殊關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3號營地莫諾維茨修建了一家集中營工廠，IG法本因此成為第三帝國中惟一擁有自己集中營的企業。惡劣的生活環境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使這家集中營工廠變成了人間地獄：工人在該工廠的平均壽命竟然只有3個月。黨衛軍將30萬勞動力送到這里，卻有至少3萬人再也沒能離開。

在這段讓人詛咒的歷史中，IG法本仿佛是一頭無情吞噬、迅速壯大的史前怪獸。在戰爭的滾滾紅利中，IG法本公司加速著技術創新的步伐。二戰前的1925年到1930年，IG法本公司獲批的塑料專利數量，相當于全球過去140年在該領域所獲專利數的兩倍。在乙烯樹脂領域，全球1/4的專利也記錄在IG法本公司名下。二戰期間，IG法本公司的研發支出在銷售收入中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瘋狂的研發活動使全球的化工行業發生了一次巨變：二戰之后，團體專利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化工行業的個人英雄主義時代宣告結束。

從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時間里，IG法本公司所申請并獲批的國際專利數達889個，占到當時全世界最大30家化工公司的1/3、占全球化工公司專利的17%。美國的杜邦公司在此期間一共獲得了321項專利授權，這一數字僅是同期IG法本公司成績的三成多，但已經足以使杜邦公司穩居全球化工公司的次席。

1943年以后，隨著德軍的節節敗退，IG法本公司也迅速走向衰亡，其遍布全歐的工廠成為盟軍空襲的重要目標。在路德維希港，IG法本公司的一家工廠竟然在短短兩年時間內被盟軍轟炸了652次。到戰爭結束時，IG法本公司已經完全處于盟軍控制之下：其60%的資產在蘇占區，20%在法占區，11%在英占區，剩下的9%以及最重要的總部則在美占區。

大量商業機密隨之被轉移至英法美蘇。戰爭結束不久，美國就實現了化學工業上的彎道超車。在全球10大化工公司中，美國一舉占得8席。但即便如此，作為IG法本公司繼承者的聯合集團，其業績仍然位居全球次席，僅次于美國的杜邦公司。

對于摧毀IG法本公司和德國的化學工業，這時的盟軍各國已是志在必得。

未完成的審判

1943年10月，盟軍外長會議正式確定將在戰后審判德國戰犯。而所謂“戰犯”不僅涵蓋那些傳統意義上的戰爭罪犯，還首次包括了那些雖沒有直接參與戰爭卻蓄意在背后推波助瀾的人員。兩年后的波茨坦會議繼承了外長會議的精神，并將其書面化為“處理德國的政治原則”;戰爭罪犯以及策劃或推行納粹計劃并造成暴行的人，都必須逮捕并交付審判。

盟軍希望能將一位德國軍事工業的代表送上紐倫堡審判的主要戰犯名單。最初的目標被鎖定為“軍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虜伯，但后者健康狀況的持續惡化使這一計劃未能成行。于是，IG法本的23名領導人“眾望所歸”地共同承擔了這一角色，他們被控犯下5條罪狀： “反和平”、“搶劫和掠奪”、“參與戰爭和大屠殺”、“參與黨衛軍”和“建立莫諾維茨集中營”。

對IG法本公司的調查，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美國人對此尤為熱心，因為這關系到美國化學工業的前景以及美國掌控歐洲政治秩序的能量。美國人對此也胸有成竹，他們相信一個被奪去工業靈魂的德國即將出現在歐洲版圖上。然而，意外發生了。

1948年6月24日，蘇聯出兵封鎖了東西柏林間的通道。歷史上首次“柏林危機”一直持續到1949年5月11日。戰爭的陰云籠罩在歐洲上空，嚴峻的政治形勢迅速引發了強烈的鏈式反應。

美國力圖扶持德國以對抗蘇聯的決定，成為德國所有經濟壟斷組織命運的轉折點。西方國家對德國的“非工業化”改造和防止德國向軍國主義回歸的努力，最終全部屈服于美國的戰略需要。而熟諳德國化學工業的IG法本公司領導人，則被西方視為重振德國工業的重要力量。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IG法本改造方案，已經不可避免地背離了波茨坦會議時的初衷。

庭審變得如同兒戲。在德國最好的87名律師以及數量更為龐大的IG法本公司員工面前，由12名律師組成的控方律師團顯得無助和落寞。終審在152個漫長的審判日后姍姍來遲，其結果甚至比盟軍當初最壞的估計還要糟糕：所有11項指控中的9項完全落空，只有13名被告因另兩項指控被定罪。13人中刑期最長的也只有8年，最短的更是只有1年。

而實際上，只有4個人為IG法本公司的罪行付出了代價，他們分別是阿布羅斯、迪爾費爾德、梅爾和克勞赫。而所有這4個人都在短暫刑期后被提前釋放，并得以繼續書寫其輝煌的職業生涯：梅爾本獲刑7年，但他僅服刑4年就獲準出獄并立刻獲任拜耳的監事會主席。梅爾的例子并非孤案，審判的走樣意味著IG法本的重生已經變成了故事最恰當的結局。

廢墟后的重生

審判過后，盟軍開始討論德國化學工業的安排問題。英國首先提議，要求認真執行1945年發布的盟軍管制委員會第9號法令，將IG法本公司拆解為50家公司。這對德國化學工業無異于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將使德國化學工業發展所必需的規模優勢與競爭力消失殆盡。

第9號法令曾被視為波茨坦精神的延續，計算精確且立場堅定。但理論完美并不意味著現實可行：IG法本公司名下企業眾多，彼此間盤根錯節，這些工廠不論在生產上還是財務上都根本不能進行精確的拆分。盟軍內部無休止的爭吵，也使它失去了強制執行的可能，而最終變成了一個被束之高閣的理想化方案。

1948年11月30日，盟軍組織了新的“法本拆分咨詢小組”負責起草最終方案。這個由德國工業家組成的小組，在完成拆分任務的同時也在竭力避免德國化學工業的競爭力因為戰敗而受到損害。1年半后，咨詢小組遞交了新的拆分方案。新方案將IG法本公司分解為22家企業，其中3家核心企業(巴斯夫、拜耳與赫斯特)的市場競爭力得到了足夠的保護。

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赫斯特、拜耳和巴斯夫相繼獨立，3家公司獲得了IG法本公司總資產的一半。此時，德國實力的增長使盟軍在戰后德國諸多問題上的話語權逐漸喪失。IG法本公司首先受惠于此：它最終被分解為12家公司，這比原計劃又少了整整10家。

從IG法本公司中獨立出來的9家小公司，不但未能在德國國內營造出內部競爭的環境，甚至都沒能擺脫被3大核心公司兼并的命運。在拆分僅僅完成1年后，9家小公司中就已經有7家重新回到了3大核心企業的懷抱，德國的化工巨頭們因此再度走上了規模經濟的道路。

盟軍處心積慮的拆分計劃，不但沒能為各自國家化工企業的崛起鋪平道路，反倒使新興的公司擺脫了IG法本原有管理體制的諸多羈絆，在各自領域突飛猛進并不斷開拓新領域。

幸運不僅于此。投入重建工作的德國人驚訝地發現，戰爭造成的破壞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嚴重。昔日繁華的工業區雖滿目瘡痍，但破敗的外表下卻隱藏著復興的希望：空襲摧毀的廠房在倒塌后恰好保護起了更為珍貴的機器，這簡直就是不幸中的萬幸。

一位美國教授在德國考察后，對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客觀的說明，“德國企業家普遍認為戰爭對工廠造成的破壞并非致命，生產的恢復并不需要過多的時間。IG法本公司在法蘭克福的3家規模最大的工廠更是幾乎完好無損，他們馬上就可以恢復生產。”

雄厚的工業基礎和未被禁錮的企業家，堅韌的民族精神和戰后重建催生出的國內市場，使IG法本各成員迅速贏得新生。到70年代，巴斯夫重新稱雄全球，赫斯特緊隨杜(文章來源環球聚氨酯網)邦之后位列第三，拜耳也躋身前四。戰火后，在和平的回歸中，德國3家公司的營業額無一例外地都超過了巔峰時期的IG法本公司，德國化工行業終于以正面而磅礴的形象完美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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